古往今來，“詩言志”作為一個詩學概念，總體上是成立的，吳定飛的詩集《村莊紀》亦在此列。只不過吳定飛并不止于通過《村莊紀》來“抒發(fā)詩人的思想感情，呈現詩人的心靈世界”，而是想為他的村莊立“命”。這體現了吳定飛作為詩人兼鎮(zhèn)街書記的情懷、使命，以及野心。吳定飛對生他養(yǎng)他同時他也一直在為其打拼的村莊，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情愫？在我看來，這種情愫類似于一種儀式，甚或一個圖騰。有人可能會說，平平淡淡才是真，儀式感太強會顯得太做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吳定飛對儀式多年一貫的持守，恰恰證明了類似信仰的存在對一個氣質型詩人的獨特塑造。
讀《村莊紀》，我是從“中年書”開始的。這本詩集被作者分為“馬說”“螞蟻歌”“中年書”“村莊紀”四輯，占篇幅最多的，集中在“中年書”和“村莊紀”兩輯之中。從時間線索看，這兩輯詩歌的寫作，應該具有極強的互文性——從個人生命歷程出發(fā)的“中年書”，恰恰正是吳定飛為他的村莊而“紀”的“畫外音”；而他的“村莊紀”也因此具有了當然的“中年”特征，上承下啟，“我將無我，不辱使命”。這是吳定飛作為基層干部在一線拼命工作、展現自己人生理想的“自畫像”，同時又是吳定飛作為詩人“頂天立地”、懷揣詩歌理想，回望、沉思與展望的“紀錄片”。太多的現實，太多的豪情壯志，太多的郁郁不得志，太多的“親吻土地與花朵……”構成了一個更加立體的活生生的人，也呈現出一片土地上多樣化的生態(tài)——新生與遺存，消失與無相，困頓與不羈，烏托邦與爪哇國……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一個中年人的“村莊紀”，既有厚積的深情與幽思，又有看慣看透的通融與沖淡，還有勢在必然的“聊發(fā)少年狂”。所以，顯現在我們面前的，實際上是中年時期的“村莊”，區(qū)別于童年里、少年時、青春期以及老年斑，有屬于自己的特質……
一、可信的存在：讓細節(jié)吐露真相
吳定飛的詩歌寫作一直是有根性的。一方面，他的生活扎根于家鄉(xiāng)田間地頭，作為長期在鎮(zhèn)街工作的基層干部，他知道地有多深天有多寬，山有多青水有多綠，人有多簡單事有多繁雜，他的生活決定了他不會虛頭巴腦、凌虛高蹈；另一方面，他的寫作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源于多年積淀的突擊：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就在《詩刊》《星星》《詩潮》《紅巖》等數十家報刊發(fā)表過詩歌，獲得過詩中國首屆十佳網絡詩人、第二屆“詩歌里的城”全國微詩歌大賽一等獎等多個詩歌獎項。作為一個成熟的詩寫者，他對詩歌的認識也并非浮光掠影，而是建立在觀察、反思基礎上的自我校正與追尋。所以，他才會“把沙坪鎮(zhèn)、把畢橋村作為鄉(xiāng)村振興的一件作品，用心、用力、用情去創(chuàng)作”“把在鄉(xiāng)村振興的工作、生活與生命體驗中的獨特感受和體會，一次次記錄下來�！�(《村莊紀》后記)
這種有根性的寫作表明，吳定飛的詩歌是有依據且有定力的。這依據就在于他對眼中千姿百態(tài)的世界圖景、生活場景以及日常細節(jié)、尋常人事的精準把握。與眾不同的是，對“那些熟知的事物”，“包括你喜歡的螞蟻/你的云雀，你的蟋蟀，你的蜻蜓/和你小小的木屋，你的游戲/你的夢”，詩人不是先入為主地“喜歡”或熱愛，而是出乎意料地“遠離”，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它們不是你的子民”，而且“橫笛的少年在月光下瘋長/你說到家，家就是刻骨的鄉(xiāng)愁/一戳，就痛。”(《那些熟知的事物》)不難發(fā)現，在吳定飛這里，詩情不是盲目的呼喊，也不是大而化之的煽情。正是藉由這些有意無意被生活遮蔽的細微之物，他的詩歌無限抵近村莊的真相和生命的質地。詩人對此深信不疑。
比如他寫男人洗衣服，“把自己的一件內衣/洗成了別人的寂寞”(《洗衣服》)其實透射的是“我”與“別人”之間的微妙關系，有“笨拙”，有“像模像樣”，也有“恍惚”；寫“白茫�！钡睦罨ǎ八冻龅难┌�，比晴朗的白天/還白。我喊來的白馬/一坡坡追趕，一不小心/竟上錯了春天的床”(《李花在上》)鄉(xiāng)村的事物如此樸素而又浪漫，在有趣中又多了一層小憂傷；再比如他寫中年發(fā)福，“這大大的肚子，它依舊還在大著/里面的血肉是我的/跟我的靈魂一起，誰也別想拿走/它藏著的鋒利的芒、盛氣的火、呼嘯的風/被指揮腦袋的屁股一一擊潰/但多了一些鼓噪的飽嗝，平靜的樹皮/叨叨不清的棉絮”(《我大大的肚子》)面對所謂的“中年危機”，戲謔中平添一種豪邁和坦然，而這些詩意詩思的到來，其實是從娓娓道來的“相遇”中得來的，我們可以觸摸到詩人內心的一部分柔軟、一部分尖銳，以及一部分奇崛。
這就是細節(jié)的作用，這就是真相的生成——真相并不只是一個結論或者一個特定的物象，而是一種可信的存在，當我們趨近之時，它敞露著，我們卻不一定能夠完全說出，而是被指向更廣闊的某種關聯(lián)——對村莊的所有感性認知，不正在如此的“手足無措”“對面無語”和“欲說還休”之中么……
二、可能的布設：以敘事融通抒情
我一直固執(zhí)地以為，現代詩最突出的特征是敘述，通過敘述推動抒情，進而形成與新詩不一樣的面目。從整體上看，吳定飛的詩歌有非常顯豁的敘事性。但敘事并未取消其詩歌語言背后的抒情本質，反而強化了詩人情緒的真實，觸發(fā)了與讀者的互動和共情。正如《星星》主編、著名詩人龔學敏的評價，這是“一種把現實擰出水來的能力”。這種能力，首先體現在對鄉(xiāng)村情事的“還原”。不管是在早期的《馬回頭》，還是后來的《螞蟻上樹》，以及更近時候的《重慶美女》等詩歌中，我們都能看到詩人對一個事件或事件中某個精彩斷片的復原。詩歌因事而起，緣事而發(fā)，敘事成為一個“機關”，誘使我們走進去，與其中的人和物對視、交談，并深陷其中。每當此時，語言展開了更多可能，或轉喻，或勾連，或復沓，或戛然而止，事件本身漸漸退后，溫情和沉思慢慢浮現出來，影像歸于回憶，在心頭蕩起層層漣漪�！爸挥行睦镞@匹馬/回頭是岸，安靜地啃草”(《馬回頭》)又或者是一只螞蟻，“它就栽了跟斗/好半天/才悻悻地爬起來/向隱忍的方向逃離”(《螞蟻上樹》)螞蟻雖然“逃離”，可讀者心中的牽掛卻久久縈繞在字里行間。
有的時候，敘述過程的完整性，早已突破了事件表象，映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幕幕活劇，劇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情感就在表象之下潛滋漫漲。如一首《唐豆花》，講述的是一個姓唐的婦人(唐豆花)經營著三十年來“招牌響，引誘我清貧的童年”的豆花店，兩年前她突然病倒，“血管爆裂，一鍋的豆花灑落得滿地都是”這樣不幸的事情在小縣城和廣大的鄉(xiāng)村并不鮮見，甚至可以說十分尋常，而詩人吳定飛的不同凡響之處就在于，為這一次死亡設定了非一般的場景，使之變成了生命的再現、延展與回響。詩中寫到“吃過唐豆花的人很多很多/其中的很多人也已死去”，由一個悲劇轉而去向更多悲劇，已然可謂殘忍，詩人還要加碼寫出“死去的人排隊吃豆花，黑壓壓的/一大片，打擁堂”這樣慘不忍睹的場面，居心何在？居心就在于把人們口中常常念叨的“人死如燈滅”“死生如常”甚至“節(jié)哀順變”之類安慰話碾碎了磨尖了，再現為“唐豆花在這些死者面前/燒鍋，入漿，煮沸，點漿，神情淡定”的活生生場景，進而推向她“舀豆花，打佐料，收錢/跟往常沒什么兩樣”的極致高潮，誰不因此而打兩個寒顫起一身雞皮疙瘩？！詩人用極其冷靜甚至冷酷的筆觸表達了對一個小人物浸透骨髓的懷念。不僅如此，緊接著這一高潮之后，詩人用了“有這么一個早晨，天空有顆早起的星/照亮這座縣城，以及每個進出豆花店的人”來作為結句，初看像是狗尾續(xù)貂，細讀卻有著出人意料的高明，匪夷所思。這結句當然并非寫實，而是詩人的想象，問題是誰會注意到那“早起的星”并把它與整座縣城和“進出豆花店的人”勾連在一起？只能說詩人吳定飛是一個深情得近乎“變態(tài)”的詩意觀察者，他打心底里不愿接受唐豆花的猝死，所以他延展了她死亡的過程，化人為星，便是向死而生，用持久的注視表達相隨的送別，而“照亮”式的浪漫里潛藏著詩人最深沉最徹底的絕望。
三、可靠的語言：憑平白抵近天真
現代詩歌的敘事性，尤其是敘事功能與抒情本質的嚴絲合縫，說到底還是要通過詩歌語言來展現，并且非個性化不可。吳定飛這部《村莊紀》使用的語言，幾乎都是最簡單最直白的口語，有的甚至類似于童言。最是童言才無忌，也才最接近事物的本真。整部詩集讀下來，感覺他一直在努力地做“減法”，刪去無用的形容詞，減去遮遮掩掩的隱喻，讓詞語行進于小學生都能看得明白的簡明軌道，回到本意中來。正如他在一首詩中寫到的那樣，“行走詩江湖，我持槍策馬/發(fā)起中年的沖鋒/從一首詩開始，練習彈無虛發(fā)的狙擊槍”(《詩江湖》)吳定飛對詩歌語言的認定與追求，不見漫天飛舞，只識“彈無虛發(fā)”；不事渲染，輕施白描；未聞高聲，滿紙低語；不羨繁復，唯衷精準。有時候，他甚至會對語詞失控產生的“慣性”予以“狙擊”。
在《村莊紀》中，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那些以人物為中心的詩篇。因為這些詩一方面彰顯了詩人厚實的白描功底，另一方面也映射著詩人超強的想象力和為村莊而“紀”的野心以及對村莊命運的深切關懷，假“立傳”之手而求“立命”之實。透過《翻舊賬》《追》《哪個英雄不救美》《高樓》《父親的夢》以及《跟父親睡覺》等篇什，我們認識了“一個當過磚瓦匠的父親”的精明、本分、浪漫、透徹和寬厚：“他”用“半罐清明菜湯”套住了母親的“一輩子”(《翻舊賬》)，“他”不追“花草”也不追“鳥雀”偏要撿回“一張紙”(《追》)，“他”“對那昏迷的女人嘴對嘴/不停地吹氣�！�(《哪個英雄不救美》)，即便“住進了三室一廳”的高樓“乘電梯從21樓下來”“他”仍然“說這樓跟我一樣，出身也是農民”(《高樓》)，“他”也會做夢，在他自己“用推土機推土，用腳手架架樓”建起的“高樓的高處”“伸出雙手/摘下繁星中的一顆”(《父親的夢》)……這樣的一個生活化的立體的“父親”，不也正是村莊里世代傳續(xù)、命運與共的若干個“父親”的群像么？！詩人還寫到了“被表哥的毒癮打趴”終究又“爬起來”的“表嫂”向每天都要路過的南新街豆花“斜了一眼/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表嫂》)，寫到了固守補鞋攤的“表叔公”“把小木凳坐生了根”“大清早就響起了/敲鞋底的聲音”(《表叔公》)，寫到了“那個像晾衣竿一樣纖細，風都吹得倒的人/是我的岳母”(《岳母》)，寫到了撿廢品的老人“三舅”滑倒在地被眾人圍觀卻無人施救只因為這些人包括“我”在內都是“聞到垃圾就捂住嘴和鼻子的人”(《三舅》)，寫到了“堂哥”從“磚瓦匠”變身“老板”后“女秘書疾馳而至的大奔/帶來淡淡的尾氣”(《堂哥的味道》)，寫到了小時候“她的臉/只要一燦爛，我就禁不住臉紅”的遠房表姐、初中同學“菊花”如今瘋了在中心廣場“唱累了，又開始自言自語”“我喊菊花/她瞭了一眼/索性坐在地上，脫衣服”(《菊花》)……一個又一個與詩人有關系的小人物，在或大或小的故事里，也在詩人刻意隱忍的輕描淡寫中，走馬燈似地穿梭、逡巡，或立或臥，或行或止，而本就樸素的詞語仿佛也在此時隱沒了，反倒是那些直覺、通感、情緒、心事、幽思漸漸顯露出來，使未宣的秘密變得敞亮。而這，或許正是詩人企望的天真的力量。
著名詩人韓東寫過這樣的詩句：“越是難以眺望就越是頻繁提及。/他最經常寫的是‘我’/可見他對自己有多么陌生�！�(《詩人》)在我看來，韓東的意思是說當詩人擺脫自以為是的身份束縛，不把“我”當做人來看待，詩就會不請自來。我相當冒昧地認為詩人吳定飛也是如此認定的，所以才有了《村莊紀》里的“馬說”“螞蟻歌”這兩輯詩。詩集開篇即是一首《我是你的馬》，而且以極其少見的連續(xù)十四個“我是……的馬”句式鋪排而下，復沓中激情洶涌澎湃，大有一瀉千里之勢；而在“螞蟻歌”一輯中，詩人似乎又對小小的“螞蟻”入了迷，全方位無死角地寫盡了“螞蟻”進攻、安家、遠行、搬食、送葬等行徑，對螞蟻的欲望、訴說、棱角、歸宿以及自我身份指認，詩人都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摹和刻畫。很顯然，這是詩人的刻意為之，有類于一份詩體《變形記》。何以如此？其實也不難理解，詩人正是藉此變形或異化，趨近于物而疏離于人，俯身于最底層，甚至匍匐于最卑微，在容納日常生活經驗的同時，捕捉仿若超驗實則天真的詩意，這和詩人關于詩歌語言的選擇是相一致的，使得吳定飛的詩歌寫作呈現出了部分可見的系統(tǒng)性特征。
也可以說，詩人吳定飛的寫作是有野心的，而支撐這“野心”的，恰是他對天真的孜孜以求。詩人想必是洞察到了枯燥、空洞、單調、做作等等做派對詩歌機體的深深戕害，意欲以自己獨特的語言方式和解構模式趟過迷津，以不斷抵近他“為鄉(xiāng)村的振興詩意地工作和生活”的愿景。正如他在《村莊紀》后記中所說的那樣，“……我每寫一首，都下意識地拒絕詩歌寫作中的晦澀，盡量防止漂亮的詞匯堆砌。我想用發(fā)自內心的抒寫，以樸實自然的詞語，疊加出有意義、有啟迪、有價值的詩意，讓欲言之語盡量戛然而止，給人特別是給自己帶來一些思考的容量與維度�！�
毫無疑問，詩集《村莊紀》是詩人吳定飛筑造屬于自己的詩歌精神宮殿的重要組成部分。無比熟稔的生活細節(jié)和精確攫取的視界真相，構成了這座宮殿堅實的“地基”；精巧把握的敘事性和融會貫通的抒情性，構成了這座宮殿可供扶搖的“旋轉階梯”；而詩人對詩歌語言的高度敏銳和對天真詩意的自覺追尋，則構成了這座宮殿不可或缺的“承重墻”。接下來詩人需要在這宮殿里為天空和大海預留位置了，因為這意味著詩歌境界的高遠和深廣。
假以時日，定飛必達。
作者簡介：劉清泉，詩人，評論家，四川安縣人，現居重慶，就職于重慶師范大學。出版《永遠在隔壁》《倒退》《101個可能》三部詩集，著有《所幸心有所系——一個詩人的詩歌批評》文藝評論集一部。中國作協(xié)會員，重慶市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沙坪壩區(qū)文聯(lián)副主席、作協(xié)主席，《重慶詩刊》執(zhí)行主編。